被各方排斥的“廢品回收站”才是真正的“垃圾分類專家”
2020/5/29 9:11:38 點擊：
中國目前的垃圾分類公眾教育仍然十分不夠。這些“拾荒者”，變成真正的“垃圾分類專家”。
2017 年，北京共產生了約 900 萬噸生活垃圾，平均每天 2.5 萬噸。這個數字還將以每年 8%～10% 的速度快速增長，垃圾處理是城市管理者面臨的重大挑戰。
但是確切地說，這 900 萬噸里并不全是“垃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有回收價值的“廢品”，或者叫“可回收物”。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零廢棄村落”發起人陳立雯估計：“廢品”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約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她說，這得歸功于中國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販組成的、龐大而高效的“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
從 2013 年開始研究中國回收產業的維也納大學學者潘介明（Benjamin Steuer）在調研中發現：在北京，這個“非正規部門”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廢品，占城市全部廢品總量的 74%。此外，它還回收了中國 60～80% 的電子廢棄物，向電子廢棄物拆解回收企業提供了 90% 的原材料，支撐起了這個正規產業。
潘介明發現，這個部門為政府節省了巨額財政開支，這在 2010 年是 4 億人民幣，2014 年達到 8 億。而這還只是算了垃圾處理費用，若是把減少污染和節能降排考慮進去，節約的開支就更多。
這個沒有編制，沒有預算，沒有工商執照的“非正規部門”，與政府旗下的環衛體系一起，構成保持城市清潔的兩大支柱。但是，自 2012 年以來，這條非正規支柱卻因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場等諸多原因不斷萎縮。而據潘介明統計，在 2011 年巔峰時，北京非正規回收部門的從業人員達到 30 萬，而到了 2013 年就已經急劇跌落到 15～17 萬。根據陳立雯的調研，到 2016 年的時候，約一半北京騎板車的回收者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
當他們紛紛離去時，環衛部門的垃圾清運和處理量也在持續上升。陳立雯掌握的一個來自北京市環衛部門的數據是：2017 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長率”達到 3%，這些沒有人口和經濟發展作為基礎的垃圾增量，主要是未被回收的廢品。與此同時，被回收的廢品的種類也在減少。
當每年數以百萬噸計的廢品因為得不到回收而進入城市的垃圾處理體系，它們被填埋、焚燒，或誤入廚余堆肥場，將成為新的環境問題。同時，它們也失去了成為再生資源的機會，這讓國家大力倡導的追求廢物“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循環經濟”無從談起。
2017 年 7 月，中國政府宣布逐步減少進口固體廢物（“洋垃圾”）的種類和數量。對循環經濟產業來說，這既可以是危機，也可以是機遇。如果此時前端的回收能做好，國內的再生資源產業鏈或可貫通，如果回收做不好，那么中國未來處理自己廢品的能力將成為問題。海量的廢品，將重歸垃圾。
在談及影響之前，我們來看看這個“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是如何運作的，其中的人們又過著怎樣的生活。
一個退無可退的行業
晚上 9 點多，騎三輪收廢品的何興元與妻子回到住處，把板車停好，開始做晚飯。這是村里的一間用石棉瓦和鐵皮搭成的簡易棚，10 平米，房租 600 塊。冬天的時候，墻面會結冰，“明晃晃的”。
在去年 11 月的大興火災之后，兩口子就被從北京東五環外定福莊一個小區的地下室給“清理”了出來，他們搬來了一路之隔的村里。這間簡易棚，就搭在房東自家屋后。可是，現在就連房東們自己住的平房也在因為“違章”而被大規模拆除，何興元夫婦完全沒把握自己還能在這里住多久。
“很多人都走了，因為房子嘛。特別是一大家子的，帶著孩子，有的還是兩個，很難找到房子，就自動走了。你看街上拉廢品的車就能看得出來，少得多了！” 何興元說。
李建軍也留了下來，不過他的難處有所不同。見面的時候，他正在朝陽循環產業經濟園賣廢品，可他家卻住在通州。他說原來在朝陽租的平房在 2017 年底被拆，附近找不到房子，就搬去了通州。那里不僅房租翻了一倍，而且離朝陽熟客多的小區十幾公里之遙，每天騎個三輪車，大把的時間花在路上。
哪怕僥幸沒有被“拆違”影響到居住，貨源也因它成了問題。吳東進父子在東五環外定福莊西街社區租有一間平房，門前掛塊“收廢品”的紙牌，安營扎寨，定點回收。這一帶商鋪多，還有一個老小區，過去生意好的時候， 2～3 噸的輕型卡車一天能裝一車。但從去年 3、4 月起，城管就開始頻繁上門，不允許外出回收，禁止門前堆放廢品。8 月，附近街道開始“環境綜合整治”。到了 11 月，小區也開始清退違建，不少隔斷房的租戶搬走了。現在，父子兩三天才能收一車，只賺幾百，遠不如前。
2017 年，北京共產生了約 900 萬噸生活垃圾，平均每天 2.5 萬噸。這個數字還將以每年 8%～10% 的速度快速增長，垃圾處理是城市管理者面臨的重大挑戰。
但是確切地說，這 900 萬噸里并不全是“垃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有回收價值的“廢品”，或者叫“可回收物”。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零廢棄村落”發起人陳立雯估計：“廢品”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約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她說，這得歸功于中國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販組成的、龐大而高效的“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
從 2013 年開始研究中國回收產業的維也納大學學者潘介明（Benjamin Steuer）在調研中發現：在北京，這個“非正規部門”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廢品，占城市全部廢品總量的 74%。此外，它還回收了中國 60～80% 的電子廢棄物，向電子廢棄物拆解回收企業提供了 90% 的原材料，支撐起了這個正規產業。
潘介明發現，這個部門為政府節省了巨額財政開支，這在 2010 年是 4 億人民幣，2014 年達到 8 億。而這還只是算了垃圾處理費用，若是把減少污染和節能降排考慮進去，節約的開支就更多。
這個沒有編制，沒有預算，沒有工商執照的“非正規部門”，與政府旗下的環衛體系一起，構成保持城市清潔的兩大支柱。但是，自 2012 年以來，這條非正規支柱卻因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場等諸多原因不斷萎縮。而據潘介明統計，在 2011 年巔峰時，北京非正規回收部門的從業人員達到 30 萬，而到了 2013 年就已經急劇跌落到 15～17 萬。根據陳立雯的調研，到 2016 年的時候，約一半北京騎板車的回收者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
當他們紛紛離去時，環衛部門的垃圾清運和處理量也在持續上升。陳立雯掌握的一個來自北京市環衛部門的數據是：2017 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長率”達到 3%，這些沒有人口和經濟發展作為基礎的垃圾增量，主要是未被回收的廢品。與此同時，被回收的廢品的種類也在減少。
當每年數以百萬噸計的廢品因為得不到回收而進入城市的垃圾處理體系，它們被填埋、焚燒，或誤入廚余堆肥場，將成為新的環境問題。同時，它們也失去了成為再生資源的機會，這讓國家大力倡導的追求廢物“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循環經濟”無從談起。
2017 年 7 月，中國政府宣布逐步減少進口固體廢物（“洋垃圾”）的種類和數量。對循環經濟產業來說，這既可以是危機，也可以是機遇。如果此時前端的回收能做好，國內的再生資源產業鏈或可貫通，如果回收做不好，那么中國未來處理自己廢品的能力將成為問題。海量的廢品，將重歸垃圾。
在談及影響之前，我們來看看這個“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是如何運作的，其中的人們又過著怎樣的生活。
一個退無可退的行業
晚上 9 點多，騎三輪收廢品的何興元與妻子回到住處，把板車停好，開始做晚飯。這是村里的一間用石棉瓦和鐵皮搭成的簡易棚，10 平米，房租 600 塊。冬天的時候，墻面會結冰，“明晃晃的”。
在去年 11 月的大興火災之后，兩口子就被從北京東五環外定福莊一個小區的地下室給“清理”了出來，他們搬來了一路之隔的村里。這間簡易棚，就搭在房東自家屋后。可是，現在就連房東們自己住的平房也在因為“違章”而被大規模拆除，何興元夫婦完全沒把握自己還能在這里住多久。
“很多人都走了，因為房子嘛。特別是一大家子的，帶著孩子，有的還是兩個，很難找到房子，就自動走了。你看街上拉廢品的車就能看得出來，少得多了！” 何興元說。
李建軍也留了下來，不過他的難處有所不同。見面的時候，他正在朝陽循環產業經濟園賣廢品，可他家卻住在通州。他說原來在朝陽租的平房在 2017 年底被拆，附近找不到房子，就搬去了通州。那里不僅房租翻了一倍，而且離朝陽熟客多的小區十幾公里之遙，每天騎個三輪車，大把的時間花在路上。
哪怕僥幸沒有被“拆違”影響到居住，貨源也因它成了問題。吳東進父子在東五環外定福莊西街社區租有一間平房，門前掛塊“收廢品”的紙牌，安營扎寨，定點回收。這一帶商鋪多，還有一個老小區，過去生意好的時候， 2～3 噸的輕型卡車一天能裝一車。但從去年 3、4 月起，城管就開始頻繁上門，不允許外出回收，禁止門前堆放廢品。8 月，附近街道開始“環境綜合整治”。到了 11 月，小區也開始清退違建，不少隔斷房的租戶搬走了。現在，父子兩三天才能收一車，只賺幾百，遠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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